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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奖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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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0 21:46: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8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奖之殇
秦弦

(一)
2018年的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奖评选已经尘埃落地,高兴的是它们都不属于纯前沿高科技原理,而是有实际的应用创新与突破。评奖也说明它们的运用效果得到了世界级的认可,那么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这类前沿高科技的实际应用,尽快普及用来为人民服务,先从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再向县镇发展,是一件最实际的事情。因为这种前沿高科技的应用,需要的设备、资金、知识等条件都不是一般就能满足的。另外我国已有可学习参考的实例。
例如,厦门眼科中心每年数以万计的近视飞秒激光矫正手术,用的就是啁啾脉冲放大技术。这属于强激光带来的短脉冲,可以帮助用简单且尽可能不损伤眼球的方式来矫正视力,让“近视眼”们能摘掉眼镜,享受清晰视界。因为今年诺奖得主阿什金,发明的光学镊子就酷似一个无形的机械手。中国科技大学光镊研究组的李银妹教授就说:光镊技术的“鬼斧神工”对于生命科学的意义,如将细胞器从它正常位置移去的能力,已为我们打开精确研究细胞功能的大门。1989年中科院院士郭光灿教授闻讯光镊子的技术发明就开启研究,李银妹有幸当年就参加郭光灿领导的光镊研究。李银妹为将光镊技术介绍给中国学者,1996年出版了《生命科学新技术----光镊技术原理、技术和应用》;2016年又与姚焜教授合著出版了《光镊技术》。2013年他们首次成功利用光镊技术,对活体动物内的细胞进行了光学捕获。
2018年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奖之实,是指它们的运用效果是成功的。但如果不应用和不会应用,让它们“浪费”,或者使之走偏,就是2018年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奖之殇。这个感受是因2018年国庆节后,笔者听到身边发生的一件“小事”,遇上2018年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评选尘埃落地,才想写下此文作纪念的。
“小事”发生在四川第二大城市的中国科技城,一所有约万名小学生的“英才学校”,一位六年级的小学生2018年9月25日上午,课间进教学楼拐角楼梯处的厕所,由于众多小学生进出忙于奔跑,发生偶然相撞,同班的一位小学生的门牙撞到他的左眼眉毛上脸侧处,虽然对方的一颗门牙断了,但他的伤口有一厘米多宽,血流不止。学校赶紧把他送到市里最好的“中心医院”,找主任医生给他进行缝合包扎,缝了三针,还打了破伤风针,说不需要吃药,以为没事。但第二天右脸半边不消肿,而且伤口化脓。医生叫住院治疗,要8个小时间隔输液一次。每天输液三次,一次还是半夜一点钟。因为医生说抗生素输液,效用只能管8个小时。这下一直输液到10月7日的早上换药,伤口才没有化脓。10月8日的早上换药,伤口又缝了一针,加上中途缝一针,共缝合五针,才说可以不住院。10月9日的早上去,医生说伤口纱布可以取掉,到10月15日来折线就行了。这次医疗费用是三千多元。这里的科学问题,是化脓和抗生素的科学如何?
新华社2018年9月30日记者周舟报道,化脓,铁是绿脓杆菌感染机体所需的关键营养,而镓是一种与铁在结构上类似的金属。这是最新一期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的介绍:重金属镓可用于对抗绿脓杆菌这种“超级细菌”----美国研究人员发现,重金属镓有望用于开发新的抗生素。因为镓会“诱骗”绿脓杆菌将其错认为铁,但实际上,一旦“误食”镓,绿脓杆菌合成新DNA(脱氧核糖核酸)的机制会遭到破坏,导致绿脓杆菌无法增殖。实验室显示,绿脓杆菌虽然也会对镓产生耐药性,但产生耐药性的速度要慢很多。
2018年10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抗生素与“超级细菌”:特效药面临失效危险》说:“过度依赖抗生素治疗只能适得其反。相比新抗生素的研发和投资,公众应该尽快学会科学谨慎地使用各类抗生素药物”。抗生素类药物,虽曾是人类对抗诸多疾病的一个“秘密武器”,但今天发明还不到一百年,由于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增强,目前针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而进行的新药研发,很难跟上耐药性产生的速度。抗生素的效力正在普遍下降,其原因是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细菌正在迅速扩散,甚至将其耐药性传给其他种类细菌。
蒋继平教授2018年10月5日在“科学网”的博文说:“今年的诺贝尔三项自然科学奖已经颁发完毕,中国的六百万又得了一个零”----中国目前在职的科技人员总数已经超过六百万,属于世界第一。从六百万比零看中国科技的水平和潜力,这个比值确实有点让人失望和悲观。笔者却不这样看,首要的任务是对这“六百万”应该“扶贫”----不是强调诺贝尔三项自然科学奖要“原创性”,而是要在起码的应用上下功夫。所谓“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完全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阴谋”教育。科学有第一,也有第二。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得诺贝尔三项自然科学奖多的国家不同,就在于是为大多数基层人民群众谋福利。这也是第二,不然闹革命干啥?
2018年10月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以分别表彰其他们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的贡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潘士远教授说,罗默在1986年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知识和技术研发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存在的主要缺陷,是没有研究初始的人力资本状况和对人力资本总量的不变的假定。根据罗默的内生增长思想,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重要的是具备一种使新设计或创意能产生和使用的机制,这就要求政府政策的制定必须重视教育发展和科技投入、激励和保护创新。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除了列入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以外,还有另外两个要素:人力资本、技术水平。模型中所列入的劳动是指非熟练劳动,而人力资本则指熟练劳动,人力资本用正式教育和在职培训等受教育时间长度来表示,这样,就把知识或教育水平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考虑进去了。1990年,罗默又给出了第二个模型,其中假设有三种投入:资本、劳动、技术,经济中有两种类型的部门:研究部门、最终产品部门;研究部门的投入是劳动力的一部分和已有的知识存量,产出是新技术;资本的变动反映为储蓄下来的总产出。内生经济学承认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形成一种良性循----这曾是传统理论一直否定的观点。
传统经济学中的外生增长理论,是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现代增长理论,它描述的是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引起产出的增长。笔者认为,内生经济学比外生经济学更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也许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存在“内生经济”与“外生经济”的世界自然合理分工。
北京师范大学李由教授在“科学网”的博文《诺贝尔奖的苏联传奇》中说:“1978年,苏联卡皮察与美国彭齐亚斯、威尔逊因低温物理的研究成果,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苏联解释获奖原因是:苏联冬天气候寒冷,环境冷酷,为卡皮察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实验条件。苏联金兹堡、阿布里科索夫因50年代在低温冷漠天气下继续坚持研究超导现象,2003年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苏联大清洗中,朗道1938年之冬被政府以德国间谍罪逮捕,经卡皮察援救而免死,判处10年徒刑,1962年车祸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朗道获奖后苏联说,朗道研究的是犹太物理学。莫斯科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连续获得诺贝尔奖,该校不宣传的理由是: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对“六百万”在职科技人员的“扶贫”,应与国家对农村贫困农民的扶贫一样重要,两手都要硬。以上面科技城最好的中心医院来说,这里的门诊大楼、住院大楼、医疗设施投入是最好的。教授级的主任医师也最多。福利待遇在当地也不差。医疗水平也最强的。但科技是不断进步发展变化分级的,原来的高水平,也会不适应新的需求。
社会主义“宣传有纪律”是应该的,但如果评判“宣传与纪律”的人,不了解“学术无禁区”真实的科技进步发展变化的程度,就会如《中国科学报》记者倪思洁在“科学网”发表的文章《今年诺奖自然科学奖“写满”两个字:续命》中说:“免疫疗法”曾经被“莆田系”利用;只希望不要让科学家好不容易研究出来的“续命”办法,变成资本胡作非为的“夺命”武器。“东方财富网”也发表有文章说:2016年9月1日-9月3日在成都举办的“第三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鲁白受邀主持峰会设立的四个主题论坛中的“世界青年创新论坛”。人民监督网记者朱瑞峰写的《“莆田系”北京德胜门中医院年赚3亿的诀窍》文章,也提到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
有人问:“免疫疗法”曾被“莆田系”利用,莆田系和获得 2018 年诺贝尔奖的癌症免疫疗法有什么区别?如何分辨?有医学科学博士说:衡量一个疗法是否被科学证明有效,唯一的金标准就是通过临床试验获得审批。笔者不是反对我国多得诺贝尔三项自然科学奖,且也赞同郭晓强博士说:“有人认为诺贝尔奖已不适合时代步伐,会被历史淘汰云云,我也不知道谁给他们的勇气?”
而从2018年的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奖之实说,一些实际应用可以普及到地市级以上的城市,可看它们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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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1 16:28:14 | 显示全部楼层
(二)
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因激光领域的两个重大发明,一个是光镊,一个是激光的啁啾脉冲放大技术的美国贝尔实验室科学家阿瑟·阿什金,和另两位获得者,一个是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科学家杰拉德·穆鲁,另一个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女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在贝尔实验室长达40年中,阿什金发现了如何让激光推、拉和抓住微小物体,如小介电粒子、细胞和DNA等生物分子。即阿什金发明的这种光学镊子,可以用激光手指,抓取粒子、原子、病毒和其他活体细胞,实现利用光的辐射压力移动物体----让激光将小粒子推向光束中心,并将它们固定在那里。这是1987年阿什金取得的重大突破,这年他用光学镊子(光镊)在不伤害活细菌的情况下捕获了它们。现在光学镊子已被广泛用于研究生命的机制。
穆鲁和学生斯特里克兰共同发明的光镊,也是一种利用聚焦激光束夹住和操控包括生物样本在内的微观物体的技术,也如人们利用镊子所做的事情,而且特别适用于医学领域,在眼科和白内障屈光手术方面取得的新进展。这被称为是啁啾脉冲放大(CPA)技术,能使短激光脉冲,放大到极高的峰值功率----可达到万亿瓦级。这彻底改变了激光科学领域,并在物理学的不同分支中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包括核物理和粒子物理;也可以应用于癌症治疗和粒子加速领域。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光物理重点实验室魏志义教授说:“在医学领域,超短超强激光可以产生一些新的成像技术,并用于近视眼手术,其产生的高能量质子束、高强度X射线可用于癌症的早期诊断与治疗。”
(三)
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用生物方法解决化学问题----定向进化和噬菌体展示的美国科学家弗朗西丝·阿诺德、乔治·史密斯以及英国科学家格雷戈里·温特。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丁奎岭院士说:“这次获奖体现了生物与化学的交叉与融合,尽管是生物学家做出的事情,但他们促进了从分子水平认知生物体的变化。”
经典化学反应往往条件剧烈(高温高压)、副产物多、所用催化剂常涉及重金属,这些都是重要污染来源,经过传统方法完善和改进,情况虽有所好转,但仍问题多多,所以化学遭人诟病。由此,化学药物的生产,许多人将目光转向生物化学。因为生物化学反应特点,条件温和、专一性好(几无副产物),酶作为催化剂本质都是蛋白质,污染性极地。但缺点也出在酶上;首先是蛋白质稳定性差(易降解失效),敏感性高(条件不合适就无活性)。但如能找到皮实(牢固耐用)的酶,问题可迎刃而解,这个过程称为酶的改造。
第一级轮回出场的是史密斯,这涉及人工诱导突变后有目的筛选,称为定向进化。上世纪80年代史密斯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蛋白质找到相应基因(DNA)序列?史密斯观察到噬菌体表面会表达一种荚膜蛋白,因此史密斯就将一个一个基因片段插入到荚膜蛋白基因中,这样外源基因产生的肽和荚膜蛋白形成一个融合体,一起跑到噬菌体外,这种技术就是噬菌体展示。因为传统方法得到的单克隆抗体为小鼠来源,临床应用时,这些鼠单克隆抗体会被人体作为外源物而引发免疫反应,进而把它们降解,因此无法发挥生物活性。能否直接生产一种人源化抗体呢?噬菌体展示技术很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噬菌体,是一种侵染细菌的病毒,它们结构简单,在生物学实验室已有广泛应用。史密斯研发了一种名为噬菌体展示的新技术,他利用了一种能感染细菌的病毒噬菌体,将外源蛋白或多肽的DNA序列插入到噬菌体外壳蛋白结构基因的适当位置,使外源基因随外壳蛋白的表达而表达,同时,外源蛋白随噬菌体的重新组装而展示到噬菌体表面。这种技术可应用于研究与蛋白质相互作用的配体,以及进行蛋白质演化等。这种方法很容易帮助找到它的对应基因。
第二级轮回出场的是阿诺德。因为史密斯的方法在基因功能方面,研究得到广泛应用,阿诺德把这一策略应用于酶的改造。阿诺德试图将枯草杆菌蛋白酶的催化条件从正常环境(水溶液)转换到工业环境(有机溶剂),同时酶活性还要提高。阿诺德的操作,首先把编码枯草杆菌蛋白酶基因(DNA)进行随机突变,从而产生多种存在些许差异的枯草杆菌蛋白酶,然后分别检测它们在有机溶剂中的酶活性,从中筛选活性最高的酶(其他淘汰);随后对第一轮得到的酶对应DNA进一步随机突变,再产生多种些许差异的蛋白酶,再检测酶活性,筛选活性更的酶;然后重复再重复,直到找到符合预期酶活性为止。阿诺德到第三轮就找到一种比天然酶活性高256倍的突变酶。定向进化方法为酶的改造提供一种全新策略,经过这种方法筛选到的酶突破了天然酶的诸多限制,一方面增加了稳定性和酶活性,另一方面还鉴定出许多拥有新催化活性的酶,更加拓展了酶的应用。
第三级轮回出场的是温特。上世纪90年代决定改进噬菌体展示技术,温特采用了相反策略,不从抗体找蛋白基因,而是从蛋白找抗体基因。把人所有抗体基因的片段都插入到噬菌体荚膜蛋白基因内,因此这些抗体都在噬菌体表面表达。此时,以兴趣蛋白(往往作为疾病治疗靶点)为诱饵来钓人源化抗体,最终也就获悉抗体对应基因。然后体外大规模表达这种抗体基因,就可获得大量兴趣蛋白的抗体并应用于随后的临床。温特还创造性将噬菌体展示和定向进化向结合,对天然抗体进行改造,筛选与兴趣蛋白之间结合能力更强抗体(治疗效果往往更理想)。随后,温特还与同事成立生物技术公司,集中力量采用这一方法筛选兴趣蛋白抗体,不久开发成功阿达木单抗,它可专一性结合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并抑制TNF-α活性。由于TNF-α对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具有重要影响,自然它的抗体也就拥有巨大价值。基于史密斯到温特研究成果的这种新技术,如今许多畅销药品问世都有他们的功劳。如2002年获得相关批准,可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与炎症性肠病等疾病治疗的阿达木单抗,成为第一个临床人源化单抗。随后多种人源化抗体被开发成功,同时展开临床应用,有望在中和毒素、抗击免疫疾病和治疗癌症等方面发挥作用。
(四)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本庶佑开创的对肿瘤负性免疫调节的抑制治疗方法。然而也在科学界引发诸多争议,但早在2016年他们就曾一起获得复旦大学的“复旦-中植科学奖”。河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郭晓强博士说:“艾利森和本庶佑获奖,简单而言就是‘负负得正,免疫强化治癌症’”。
癌症包括许多不同的疾病,其特征都是异常细胞不受控制的增殖,并会扩散到健康的器官和组织。长期以来癌症的传统治疗,包括外科手术切除、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等,前列腺癌激素疗法、化学疗法、白血病骨髓移植疗法之前曾获得过诺贝尔奖。如激素治疗前列腺癌(1966)、化疗(1988)和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1990)。然而,晚期癌症仍然非常难以治疗,迫切需要新的治疗策略。即免疫系统的激活或可攻击肿瘤细胞,如尝试用细菌感染病人来激活防御系统。这一策略的变体今天被用于膀胱癌的治疗。大量深入的基础研究发现,调节免疫的基本机制展示了免疫系统如何识别癌细胞。在初步研究表明CTLA-4和PD-1阻滞剂的作用后,临床进展显著。这种通常被称为“免疫检查点疗法”的治疗,从根本上改变了某些晚期癌症患者的预后。目前新的检查点蛋白正在作为靶点进行测试,艾利森和本庶佑的方法,“松开”了人体的抗癌“刹车”,让免疫系统能全力对抗癌细胞,而改变了癌症疗法。2018年他们获奖的理由是三个关键词:“免疫负调控”、“抑制”和“癌症治疗”。这需要从CTLA-4分子说到1961年法国免疫学家米勒发现胸腺可产生的免疫细胞----T-细胞,可区分“自我”和“非我”,是监视癌细胞的哨兵。
此时第一级轮回出场的是艾利森。他感兴趣的是T细胞识别和激活,1982年艾利森小组捷足先登,首先发现T细胞受体。然而问题并未解决,随后科学家发现T细胞受体虽可识别“非我”,然而单独存在并不能消灭“非我”,也就是说T细胞仅能发现敌人,却不能发动进攻。1986年科学家又发现另一关键分子CD28,该分子与T-细胞受体一起促进T细胞增殖和活化。至此T细胞识别和激活机制已初步建立。科学家按照当初设想,想方设法激活T细胞就可达到癌症治疗目的,沿着该思路诞生了细胞因子疗法和目前比较火热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等,然而这些措施在临床方面差强人意,相反艾利森的“偶然”发现却诞生了另一策略。寻找T细胞激活因子一度成为免疫领域热点。
1987年法国免疫学家戈尔施泰因领导的研究小组筛选到一种新型分子----毒性T细胞相关抗原CTLA-4,并将其看做潜在T细胞激活分子,推测其具有免疫激活功能,认为CTLA-4是一种免疫正调控。那么CTLA-4会怎么应用于癌症治疗呢?是否通过强化CTLA-4活性使免疫细胞活性更强来杀死癌细胞?因为1992年百时美药物研究所免疫学家林斯利等进一步发现,CTLA-4结构上与CD28很像,进一步坐实CTLA-4激活作用。CTLA-4自然也有其他科学家研究。1994年艾利森和芝加哥大学布卢斯通研究却得出相反结论,他们阻断CTLA-4后却发现,免疫细胞活性不仅不降低,相反却急剧增加,暗示CTLA-4应是一种免疫抑制分子才对。他们进一步把小鼠体内Ctla-4基因破坏,毫无意外这些小鼠出生不久就死亡,解剖后却发现它们并非死于免疫缺陷,而是死于免疫过度激活,器官内充满大量活化T-细胞,器官由于被自身T-细胞攻击而大面积坏死,最终说明CTLA-4是一种免疫抑制分子。这时布卢斯通等众多免疫学家关于CTLA-4的应用,却走向的是另一条路----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因为自身免疫疾病与免疫活性过强有关,所以抑制免疫活性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策略,而CTLA-4正好发挥抑制作用,这使一大拨免疫学家跳到坑里。
但此时艾利森脑洞大开的是,使得第一个关键词“免疫负调控”出现,想到“负负得正”策略:既然CTLA-4抑制了免疫细胞活性,那么进一步抑制CTLA-4活性实际上等同于激活免疫细胞,而激活的免疫细胞就可杀死癌细胞,最终实现癌症治疗目的----这个策略是否行得通呢?艾利森立即召集学生们启动这一计划,结果和预期基本相符,小鼠模型显示,抑制CTLA-4活性可杀死癌细胞。1996年他们的文章发表,“CTLA-4”就是那个负调控因素。艾利森是这篇论文通讯作者,也就是主要贡献人----这篇论文改变了当时免疫治疗寻找免疫激活因子的策略。然后尽管艾利森在小鼠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但这仅仅是起步,因为进一步激活(强上加强)应用于癌症治疗,效果不甚理想。再说癌症治疗,每年报刊杂志几乎天天爆出癌症有望“被攻克”的新闻,但这些新闻过段时间就销声匿迹,新的“突破”又来,最终癌症治疗如何呢?基本上原地踏步,几无进展。
所以艾利森接下来需要用临床实验来证明疗效,毕竟他的发明不是为小鼠治疗癌症。但艾利森随后遇到的最大挫折是,大公司根本不愿采用他的建议。最后是一家小公司美达莱才启动抑制CTLA-4治疗癌症的临床试验,于2011年CTLA-4单克隆抗体又才被美国FDA批准用于晚期黑色素瘤治疗。但说实话,CTLA-4单抗临床的效果,不理想的是对大多数肿瘤基本没效果。如果仅仅CTLA-4这一种分子可用的话,最终也就和其他癌症“重大突破”一样,慢慢被人淡忘。
此时第二级轮回出场的是本庶佑,他助了艾利森一臂之力。因早在艾利森1996年重大突破之前的20世纪70年代,本庶佑的同胞----日本科学家利根川进由于发现抗体多态性产生机制,获得198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亚洲第一位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对免疫学充满兴趣的本庶佑,70年代末开始加入这一领域,他延续利根川进的研究,借用分子生物学等手段先后阐明免疫细胞重组和超突变机制,奠定了他在免疫学领域学术地位。但真让他也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是程序性细胞死亡,又叫细胞凋亡。2002年就有三位发现者,因细胞凋亡现象获得过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时已知免疫细胞一方面需要通过增殖和激活来启动对“非我”的抵御;另一方面还需要启动程序性细胞死亡以避免过渡激活而损伤自身,以达到对“自我”的保护。
即CTLA-4在癌症治疗中崭露头角之时,自然其他类似分子也进入视野,PD-1首当其冲,成为第二个被选做“通过抑制免疫负调节因子而实现癌症治疗”策略的分子。此时本庶佑脑洞大开的是,研究免疫细胞程序性死亡过程中哪些分子发挥了作用?1992年他筛选到第一种这样的分子,命名为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中文全名“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随后他对PD-1生物学功能展开全面研究,于1998年证明PD-1与CLTA-4功能类似,也是一种免疫抑制分子,然而作用方式与CLTA-4存在一点差异。
CTLA-4主要在外周T-细胞抑制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干扰它对局部肿瘤的抑制作用效果有限;而PD-1则主要对癌细胞周围聚集的T-细胞有影响,这也意味着靶向PD-1效果更为理想,后续临床试验证明PD-1单抗临床效果远远优于CTLA-4单抗,并于2014年开始先后被FDA批准应用于多种肿瘤治疗。CTLA-4和PD-1免疫抑制功能的发现和癌症治疗中的成功应用,推动了癌症免疫的快速发展。如美达莱公司捕捉到PD-1信息,开发出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纳武单抗;到2012年该公司的临床表明纳武单抗在多种实体肿瘤中均取得很好令的效果,由此2015年美国FDA批准纳武单抗,用于转移性鳞性非小细胞肺癌和晚期转移肾细胞癌治疗。另一PD-1单抗----派姆单抗,2014年也被美国FDA批准用于难治性黑色素瘤治疗。总之,本庶佑的PD-1,属于是第一种免疫抑制分子,尽管比CTLA-4发现晚,但抑制作用确定的早。其次,除了CTLA-4和PD-1使该领域迅猛发展外,还陆续发现一系列免疫抑制分子,也被应用于临床实验,个别甚至优于CTLA-4和PD-1,只是原创性降低,但也说明是科学有第一,也有第二,应用是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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